近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受邀参加“君子伙伴，善行致远”的慈善论坛，并作“共同富裕进程中公益慈善的价值”主题演讲。

今天，我们聚焦的两个话题是：共同富裕和公益慈善。共同富裕是否就是不用发展私人财富？它又和公益慈善有什么关系？

全球的善经济发展趋势

我先与大家分享这几年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全球的善经济发展趋势。这十年，我通过与世界各地的慈善家们交流以及观察，发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是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挑战，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2011年，世界人均GDP达到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门槛——1万美元后，全球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停滞状态。在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从人均GDP4千美元，上涨到了人均GDP超1万美元。

所以我们讨论共同富裕，看世界格局时，需要先换一个视角。无论是疫情还是俄乌战争，都表明人类正在深度进入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社会价值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

在谈论世界格局时，西方经济学家们都不愿意提及两张图（图一、图二）中的内容。首先看2001年到2011年，不管是全球GDP还是人均GDP都飞速上涨，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发展速度。世界人均GDP涨到1万美元后就进入到了发展的平滑期。

图一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们仍在研究，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为什么会突然飞涨？原因是过去十年中国加入了WTO，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从人均GDP1千美元，到2010年实现了人均GDP4千美元，提前40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GDP4千美元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很多，对世界的贡献也不小。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虽然经过了十年的积累，但和世界差距还是越来越大。1985年，我们和世界的差距还在扩大，证明仅仅是思想开放还不够。1985年之后，我国人均GDP的飞涨是源于实干。1993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我国经济马上起飞；进入WTO后，中国经济拐点到来；2005年之后，中国经济基本上就是拖着世界走了。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从有差距到支撑，现在则进入到引领地位。

全球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有几个结论很明显。第一，我们现在讨论的共同富裕和20年前、10年前很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均GDP进入到1万美元，全球人均GDP也达到1万美元，这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重大转型期，我称之为发达地球的来临。

图二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基本消费能得到保障，人口和物质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发达水平之后，经济和国家发展形态，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也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先不讨论现实矛盾，退后一步看现在世界商业文明是什么样的态势，以前是争“有”和“没”，然后是争“多”和“少”，而现在则争“好”和“更好”。

有些国家开始封锁我们的芯片产业，就逼着我们只能更好，但是更好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更好就会更强，这是从政治上论强和弱。但从字义上来解释，当商业文明开始进入到争好、争质量，争服务的质量，争各种产品的质量，并且是真的更发达更便利，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日益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商业文明的价值就开始和信誉挂钩。

如果再做理论概括，一个商业文明开始争好信誉，更长远地考虑价值观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时代来临了，我称之为“善经济时代”。

“善经济时代”来临后，经济需要做到真善。现在社会价值正日益加强地决定着经济价值。

整个经济和社会正悄然发生着重大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社会价值开始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让东西方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平衡期。

我们原计划是2050年实现人均GDP4千美元，没料到2019年就实现了人均GDP1万美元。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从东西方文明信仰的理念看，东方文明信奉的是“天下为公”，西方文明信奉的是“天下为私”。二者的认知方式是不一样的。

现在，以“天下为公”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明，刚刚展现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原来没被看见的力量。我们信奉“天下为公”，希望大同，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和平。

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进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这个变局是中华文明再次走上历史舞台开始产生作用的时代。现在，善与慈善也不太一样了，它开始具有经济意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谈共同富裕以及公益慈善。

共同富裕与宏观分配制度框架及其依据

在这个背景下，构建共同富裕和宏观分配制度框架的依据是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种协调配套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其中特别强调多劳多得，勤劳致富，机会平等，当然也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等。

同时，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慈善的基本政策是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做慈善，如果有能力没有意愿不做强迫。这六个字我认为有意愿在前，有能力在后。

前不久，全国都在争论一个事件，有人承诺捐款了1,100万元以后未按约定捐款额捐赠而引起官司诉讼。很多人议论，必须强制捐赠人完成捐赠，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因此来采访我。我建议大家读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下称“《慈善法》”）第四十一条，其中明确指出，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书面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经向公开承诺捐赠地或者书面捐赠协议签订地的民政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后，可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当时我们在讨论《慈善法》制定的时候，就出现了个别慈善家捐的太多，后来生活却遇到一定困难的情况。捐赠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捐赠人生活遇到困难了，就并不是一定要完成捐款的。

所以我认为慈善的基本政策是共同富裕下的慈善。为什么一定要共同富裕？这其中有内在的社会逻辑，中国社会的特点在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社会有三大特点：第一，家庭本位，代际传承，成员平等。在西方，以财富为本的传承会出现极端的情况。而中国是家庭本位，传承成员开始是兄弟，现在则包括姊妹。内在平等是中华文明的特色。

第二，村庄到邻里互助的亲缘共同体。5000年的中华文明是根据传统来指导的。中国的逻辑跟西方的逻辑不太一样，虽然我们的法律引进自西方，但我们强调邻里互助，协商协办。

第三，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因为农业文明要精耕细作，所以才有小农经济的共同富裕。黄宗智先生的著作《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中写得很清楚，中国和世界不一样，古老的井田制，是以村庄为本位的经济和社会共同体。再则，我们从前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这是一种共同富裕的体制，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传统。黄宗智先生还发现，现代中国农业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和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我们走了一套不像西方有大量无产阶级的道路，中国的农民工是无产阶级吗？疫情三年，农民工从城市回去，家里还有房子，有地产，还能生活，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是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小而精的农业，这就是现代的小农家庭农场，这是共同富裕的发展结构。

所以，共同富裕有内在的必然性。黄宗智先生发现中国社会的基层部分包括两亿两千万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和四亿的乡村就业人员，加起来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3%，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模型。他的结论就是有产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的工人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体。

黄宗智先生还指出中国就业是一个均富型的结构，它不允许大规模的两极分化，而是提倡共同富裕。

首先，这种变化就表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我们的食品结构原来是8:1:1，8分是粮食，1分是蔬菜水果，另1分是肉蛋奶。但是到了2010年前后，这个结构变成了4:3:3，4分是粮食，3分是蔬菜水果，3分是肉蛋奶。

这其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我们的餐食主要是粮食，那时城市对农村的贡献和城乡关系有点不健康。我们收农业税，收粮食，都是为了保障供应城市市民所需。但到了大家需要吃大量蔬菜和肉食时，更需要市场供应，所以黄宗智先生认为现在城乡之间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阶段。当然也有很多挑战，但整体上我们的城乡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城乡结构。

今天我们还需要巨型企业吗？十分需要，正如中华文明需要发达的国家机构一样。小农经济需要庞大的服务体系，所以国民经济需要工业体系、商业体系和现代社会服务体系。这种共同富裕是非常奇特的，是个人和民营企业都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国家办的企业需要保基本，形成一套良性的政府关系和社会关系。

中国不能走农村彻底衰落的西方城市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已经拉开了一个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大幕，那就是乡村的城镇化。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根植于整个乡村社区，所以乡村振兴其实孕育着一种新的文明。这是中国式的、非西方的城市化道路，其实就是中国共同富裕的结构，我称之为人人有家业，国家保基本，社会促活力，先富帮后富。这是我理解的共同富裕，绝不是共产型的共同富裕，但同时也不是两极分化后的共同富裕，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