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会抑制团结还是促进团结？经济危机之下，人们往往更加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进而影响政策偏好和集体决策。比如就有人担心，新冠疫情破坏了代际关系：病毒对老年人威胁更大，年轻人的死亡率和重病比例相对较低，但年轻人对病毒的传播负有更大责任，同时，就业人口受到的经济打击更大，而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不受影响。但实际上，一项关于西班牙、德国和瑞典三个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对扶持年轻一代、公众对扶持劳动力市场的支持率。这是非常难得且重要的变化，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危机，它历时长、破坏广、影响深远。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是全社会一致愿望和基本共识，这也为公共政策调整提供了基础和支撑。

疫情影响下，劳动力市场萧条，家庭收入不稳定，困难群体风险增大。政府财要面对不断增长的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救助需求。一方面，要保持当前福利保障政策和保障水平，另一方面，更要调整社会政策，应对新的风险，特别侧重于人力资本政策的倾斜，包括优化生育和托育养育支持政策、就业支持和劳动力市场扶持政策等。

疫情之下，公园、郊野、绿地等成为最优质、最安全的活动场所，很多公园人满为患，儿童户外活动设施更是少得可怜。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和价值凸显了出来，公共开放空间承担的社会功能在不断地丰富，居民基本需求和生活方式正在向追求高质量转变。后疫情时期，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回应居民环境空间需求，需要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求配置公共资源，建设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友好型城市，制定更宜居、更美好的城市规划。

新冠疫情重创大型城市，人们不禁想到了武汉和上海，为何大城市如此脆弱？要如何应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大，危机风险高。长期以来，城市建设偏重于投资基础设施，对于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比较忽视。在户籍制度仍然与公共服务挂钩的制度框架下，大城市积累的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投身城市建设，却无法享受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后疫情时期，为加强人口聚集的大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需要建立与常住人口挂钩的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动态配置。

社区是风险治理的重要“战场”，公共服务资源和各方力量快速下沉到社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传统社区更多依赖情感和快速响应机制实现社区之治。财政紧缩、市场萧条下，我们看到，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后疫情时期的社区治理，需要打造服务共同体的新格局，依靠契约、法治、公共政策，维持基础社会秩序，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在此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展，最大程度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科学力量受到重视，但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从一味推崇追捧，变为带有批判理性的质疑。疫情之下，公众建立起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知识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众科学思维水平，提供了大众科学理性启蒙的机会。科学的力量将始终被重视，后疫情时期，社会治理过程更加需要科学决策，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决策。为此，需要更加注重决策程序和机制，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程序，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新冠疫情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疫病大流行，城市封锁之下，社交媒体的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社交媒体变得愈加重要，人们捐赠、志愿服务和爱心传递的正能量故事被广泛传播，帮助居家隔离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互助捐赠、沟通感情。但与此同时，也为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提供了传播平台。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会造成恶劣后果，涉及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利益的不良信息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更大。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给公共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评估新媒体特点，发挥公共政策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待解决的关键议题，优化重组国家、市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和政府部门承担共治责任，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

新兴技术、新兴业态在疫情期快速发展，网络技术、大数据追踪、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大数据使用、信息安全的政府治理也备受关注，立法呼声强烈。自由与安全同样重要，后疫情时期，在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中，需要处理好自由与安全协同发展的辩证关系，以社会经济现代化、智慧化发展为前提，是对公民隐私和安全最大限度的尊重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