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社会政策总方向下的重要内容，是我们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近日，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2022年成都慈善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表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慈善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也就是善经济时代。

为此，我们要准确把握慈善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坚持中国至上、美好生活的基础性工程，也需要慈善产业在新的历史时期高质量发展。

2021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重要理念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将三次分配串在一起。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谈到了完善分配制度，其中包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到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是共同富裕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

我认为，慈善事业其实由此进入到了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从备选到必选。现在的慈善事业，和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前比都不一样，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须。

为什么这么说？从13年离开民政部以后，我在思考慈善时，发现西方提出了“慈善资本主义”的理念，我们中国的卢德之先生也提出了近似的理论——“资本精神”。把资本二字作为底线的话，我们中华文明接受起来有困难。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中国的方法来表达呢？于是我把善和经济结合起来，叫“善经济”，这不是谈概念或名词，实际上“善经济”所包含的利他思想，不是简单地深入到文献里谈历史，而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利他思想要有实践性。利他思想在现实中很有意义、很紧迫，社会价值已经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了，这是一个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的趋势，也是世界的趋势。

当关注国际局势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研究发现，世界人均GDP从2011年开始已经达到1万美元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生产力进入高度发达阶段，但是此后全世界超过10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停滞趋势，我们传统的经济杠杆等很多方法在发达国家失灵了，速度提起不来。

中国2010年人均GDP4270美元，到2019年人均就进入到了1万美元，实现了一次飞跃。目前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同时印度、越南都在高速发展，形成了东方复兴的态势。

但全球疫情和俄乌战争的挑战表明，人类正在深度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社会价值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阶段。我把这一阶段概括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和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它的底层逻辑是，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不了。

尽管个别地区因为战争及各种各样的体制性缺陷还存在着饥饿问题，但从总量来看，目前人类生产力超过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以中国为例，中国现在生产出的好多产品能占到全世界产量的80%，少的也有30、40、50%，这是不得了的生产力。

世界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但是达到这个水平后生产力增长缓慢，并且其他方面的矛盾还在不断涌现，不只是经济，还有政治、伦理上的，这恰恰说明经济遇到了障碍。

在世界级的这些意识形态里，传统的观点是可以走原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路已经无法走通了，所以全球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瓶颈期和重大的转型期。全球形势和慈善发展密切相关，由此我得出来五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人类文明进入到了重大转型期，发达地球来临。2011年人均GDP增长到10040美元，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人口与物质的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达到如此高的经济水平，从发达国家演进到发达地球与发达人类。高收入地球也导致了经济与国家发展形态开始出现变化。

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间生产力的爆发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阶段，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加入WTO。加入WTO后，中国人民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由此而来，人口与物质的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达到如此高的经济水平，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

面对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发生的重大变化，人类社会达成了新共识，即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转型，需要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能源政策。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变化。

第二，世界商业文明的基本态势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商业文明争论的是“有”与“没有”，“有”的一方就决定了定价权；后来争“多”和“少”，比较生产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生产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表现，现在生产力水平提高，商业文明的发展倾向也演变为追求“好”与“更好”，追求芯片、高科技的发展。

“好”在中国的语词里是和美结合在一起，更关键的是它和善也结合在一起。在英文里更直接，好就是good，再翻译回中文，里边也有善的意思。

“好”和“更好”的逻辑开始向好向善，大家都会感受到，商业文明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因为信息高度发达，不善的商业，要让它下架。对好的追求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商业文明态势的重大变化。

第三，善经济时代来临。商业的价值观不是人的价值观，而是一个行业的价值观。总体向“好”时就会出现改变，也就是财富的内在逻辑转型。原来，“大家认为有钱啥事都好办，没钱啥事都不好办”，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价值；现在，变成了社会价值决定经济价值，这个时代我称之为“善经济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逻辑变了，商业的逻辑、财富增长的逻辑都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慢慢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价值开始决定经济价值和消费方式。

第四，自此，人类文明进入了新的突变凝聚期。这个过程非常迅猛，我称为“两P之争”。东西方现在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平衡期，实际是“两个p”：英文里的私有“private”和公有“public”，也就是公有和私有的竞争。

东西方两大共同体现在发生了价值观的碰撞。从我们的视角看，以天下为公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明，开始展现出新的活力。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大同理想在新时期的阐述。

人类社会正在迈向崭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当大家向善凝聚的时候，慈善发生了变化，它作为社会价值的重要承载体，开始具有经济功能了。

第五，善经济具有多种基本形态。善经济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善经济的基本品格是共享，而不是独占与垄断。整体结构上，善经济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单一的路线索取。尊重自然，这是一个新的理念。而在运动形态上，善经济要不要竞争？要。但是这种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和平竞赛，更形象地说，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而不像战争了。这种运动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经济的管理结构，是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也包括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治理机制，所以它的基本动力是“知识经济”是不断更新的知识形态，我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决定了高质量发展，包括高质量慈善的升级节律。坦率地说，公益慈善，具有很强的产业功效。

10年前，我访问新加坡时发现，新加坡把发展慈善事业放到招商局里，慈善出题，招商局来服务。招商局提供好多免费的房子，甚至出台社会政策，在新加坡盖30层以上的楼房，有两层用于公益，并且严格规定一高一低，不能都给高层的，也不能都给低层。为了发展慈善事业，新加坡制定了很多让我们想不到的政策。

世界管理大师德鲁克在20世纪时展望21世纪，认为政府、卫生保健、教育、休闲这4个部门，发展势头很强，尤其是休闲产业，在经济生产力和产量的迅速扩张当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是其他三个部门的总和。

德鲁克认为，卫生保健、教育和休闲都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用户，但他们都不提供物资，不满足物质上的需求，而是提供精神需求，如文化、音乐、艺术，当然也包括环境。

这4个部门都不属于自由市场，不按经济学家的供求关系规律运转，但是其在各国经济占比却很高，甚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占到了70%，所以他认为这几四个部门的趋势是战略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慈善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生产的是精神，我们生产的是文化，我们生产的是理念、社会价值。

善经济的核心是共享，它具有四条性质。

实践性。刚才提到，善经济的思想是具有现实性的。

伦理性。社会价值居于区域发展的核心位置。

公共性。公共性是指善经济与社会进行共享。

民族性。我们也尊重别的文化背景，例如西方私有制好的经验也可以借鉴学习。

按曹德旺先生说的，中华文明公开的秘密武器就是学习。一个例子是，在古代，我们的佛教是向印度学习的，最终其他国家到中国来学习佛教。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曹德旺先生所说的多样性就是善经济理论中利他思想的体现。这种博大的胸怀、共享的精神内涵，是我们中国慈善、中华文明的核心和本质。

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善经济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中国特色我归结为“两天一家”具体来说，首先是指中国人的思想认识是天人合一，再一个是天下为公。我们和西方对天的认识不一样。

另外我们具有家国情怀。黄宗智先生最近出了新书《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我希望大家可以都翻翻它的目录和前言。他谈到了中国的新型小农社会和中华正义体系，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不一样，我们走不了美国的路，也走不了苏联的路，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并且正走得很实在。黄宗智先生用“社会的国家化，国家的社会化”来形容中国，所以我们做慈善要从这方面来着眼，中国的至善观是反对兼并。

中国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至善的思想，表现在日常行为中，就是邻里互助，乐善好施的社区凝聚力。所以我们的至善观、善经济的理念是非常深刻的。

黄宗智在书里边谈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无法按西方模式建设我们未来的社会。现阶段，我们有2.2亿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有4.1亿的乡村就业人员，总共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3%，这一结构可能会长期存在。它是一个社会模型，正规就业在中国就业人群中占比很少。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在就业人员中属于少数派，真正大量的就业是农民，加上城镇的非正规就业人员。

黄宗智认为中国发展其实走了一个没有无产化的道路，没有走英国的资本主义化，把农民土地剥离了，赶走农民在土地上养羊。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主体是越来越多进行现代化投入的小农户。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小而精的农业，主体是现代化的小农家庭农场。这一结构要求发达的社会互助与现代慈善体系配合，否则无法支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运行。

在社会互助上，我们采取了与西方不同的方式，采取天人合一的价值观，追求自然的和谐。我们生态文明的基本逻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概括得非常精辟，生态文明的动力就是清洁能源，天人合一和生态文明由此联系在一起。中国有天然的优势，这是中华文明的复归，体现了天下为公的至善理念。

至善理念要求我们修齐治平，这种善是要求我们出生就要行善，哪怕是再穷，都要教孩子要读书、要学好。中国至善是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的精神，生生不灭。我们的天下具有巨大的社会包容性，追求社会的和谐，有博大的胸怀。

这一次99公益日，我到老家河南看了看。我觉得要真正把社区动员起来，社区慈善的这座金山还没有挖。中国现在的慈善，是倒八字结构，我们雄厚的社区慈善沃土，还有待于大家开发。

共同富裕要求善经济和慈善城市交汇，和公共之善要融合起来。中国慈善发展重要核心就是公共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体现于我们的政府背景。我们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系统。可以实现组织化、协调打通政府之间的联系，整体性、系统性地统筹相关资源。

另一方面在于民营企业、网络服务平台。如企业型的基金会，有近万家的基金会和几十万家的社会服务机构。慈善项目开发的方向必须和社会迫切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比如大病救助问题。政府工作和社会突出问题的解决，要和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的善不能停留在课堂上，要把思路放开，发挥我们的优势。

再一方面，是社区人人慈善的普及、人力资源的普及。要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健全组织体系和网络。我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慈善中，老百姓就是主体。我今年回了一趟老家，河南省鲁山县，原来是国家级贫困县，这次脱贫了，可以看出，社区慈善现在是一个很扎实的支撑体系。

成都有非常雄厚的慈善资源，应该做起来。我们要准确把握慈善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跨越人均GDP10000美元的大台阶，需要坚持中国至上、美好生活的几个基础性工程，也需要慈善产业。中国之善和中国之驱正在全面交汇，希望善经济在高质量慈善发展阶段在成都能成为大家的共识，也希望成都慈善为中国慈善创造新的模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