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引领 | 从乡村妇女到专业培训师,“童伴妈妈”的成长之路
2022-11-02 661

近日,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主办的2022年乡村儿童发展论坛举行。论坛中提到的“童伴妈妈”项目源于解决乡村儿童监管缺位问题。设立专业化的乡村儿童服务队伍以开展乡村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确保儿童福利服务递送最后一公里是项目的核心点。因此,提升童伴妈妈的专业能力就成为项目的重中之重,针对“童伴妈妈”的工作实际,项目按照上岗、在职以及骨干类别分别制定方案,并按照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打造个案、小组、社区等课程内容,确保“童伴妈妈”每年至少接受36个小时以上的培训。


在政府部门、基金会、企业、高校等社会各界代表的共同见证下,一群来自全国各地乡村的儿童服务者获得了主办方颁发的基层儿童服务实践者证书:4名高级培训师、8名中级培训师、15名初级培训师。



她们来自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项目通过培育乡村妇女开展乡村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确保儿童福利服务递送最后一公里。截至2022年3月,项目已在11省117县1509村开展,惠及近77万余名儿童。项目实施7年来,已经培育1500余名童伴妈妈,成为参与乡村建设的巾帼力量。


从乡村妇女到乡村孩子的“童伴妈妈”,再到为“童伴妈妈”提供培训的培训师,她们是如何做到的?项目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成长路径,对乡村儿童服务队伍的建设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推动乡村儿童服务队伍专业化


儿童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与基础。保障乡村儿童全面发展,是检验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维度,也是确保乡村振兴成果可持续可巩固的重要前提。《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儿童关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早在2015年,针对乡村儿童因监护缺位带来的关爱与保护问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了童伴妈妈儿童关爱公益项目,通过培育农村妇女开展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采取“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以“童伴妈妈”为抓手,以童伴之家为平台,以县级横向联动机制为保障,在村(社区)建立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监护网络,确保项目地的儿童权益得到保护,为项目地乡村振兴培育一支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乡村儿童关爱服务人才队伍。



“新时代呼唤中国特色乡村儿童服务专业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表示。


着眼于推动乡村儿童服务队伍专业化,“童伴妈妈”项目从发起之时就十分重视人才培养,“童伴妈妈作为项目的载体,是递送儿童福利服务和家庭干预救助工作的核心。因此,提升童伴妈妈的专业能力就成为项目的重中之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伟强调。


按照项目的要求,“童伴妈妈”必须为本村女性,初中及以上学历(以高中学历及以上为主),项目会对她们进行持续的培训与督导。


针对“童伴妈妈”的工作实际,项目按照上岗、在职以及骨干类别分别制定方案,并按照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打造个案、小组、社区等课程内容。“童伴妈妈”每年至少接受36个小时以上的培训,持续培训成为“童伴妈妈”提升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


经过初选的“童伴妈妈”还将参加骨干培训,目的在于帮助她们整理和巩固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同时帮助骨干清晰认知自身的技能水平,奠定下一步的成长基础。


“每一天老师所讲的课都深深吸引着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及方法,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看到了其他优秀童伴妈妈日常我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贵州省福泉市“童伴妈妈”尹兴梅表示。


据介绍,骨干培训分为初级、中级及高级培训,一般会采用授课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形式,以帮助“童伴妈妈”学以致用。培训团队会根据“童伴妈妈”的能力程度以及满足工作需求的目标,有权重地进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使得其在项目的陪伴下成长为能够为儿童提供专业服务的专业儿童工作者。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自己体会到了作为童伴妈妈的价值,以后我要为孩子们带去更多的快乐。”安徽省金寨县“童伴妈妈”余烨槿表示。


“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对童伴妈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培训,给童伴妈妈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希望大家随着项目的成长自身也能不断成长。”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说。


2018年,“童伴妈妈”项目成为阿里巴巴公益的战略合作项目。对于项目取得的成果,阿里巴巴合伙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表示,“我们愿意继续发挥技术能力和平台能力,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一起,在这个领域做更多探索,做出更多类似于童伴妈妈的样板项目,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让中国的乡村变得更好。”


让“童伴妈妈”培训“童伴妈妈”


论坛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2022》(下称“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解读报告时指出,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儿童服务队伍体系,但在具体的人才队伍培训工作上,针对乡村儿童公共服务队伍的培训存在体系薄弱和效果不足两个问题。


王振耀表示,从培训体系来说,缺乏全国统一或行业公认的培训教材、缺乏一套培训效果的评估体系、缺少一支有经验的培训师队伍、缺少面向基层的培训机构;从培训效果来说,需要将培训课程内容与乡村儿童发展的实际需求相联系起来。


“童伴妈妈”项目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好的创新探索。从2020年开始,项目搭建了“童伴妈妈”培训师与督导师人才培养体系,设计了系列培训师培训课程。“对内,她们可以成长为童伴妈妈培训师或督导师,培养新的童伴妈妈;对外,可以输出乡村儿童工作知识和技能,影响更多人投入到乡村儿童工作中。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帮助她们梳理清晰的职业方向,向专业社会工作这一领域发展。”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陈红涛表示。


同时,项目为有意愿不断提升自己、希望帮助和支持更多人助力儿童成长的骨干“童伴妈妈”设计和组织了TOT培训。TOT培训同样分为初级、中级及高级培训三部分,分别对应支持初级培训师、中级培训师及高级培训师的考核,有步骤、有计划地帮助骨干成长为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儿童保护与发展培训的培训师。


记者了解到,申请初级培训师、中级培训师、及高级培训师审核通过后,申请人员须全程参加对应级别的TOT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童伴之家综合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沟通和公众表达能力、参与式培训能力三大模块。


例如,2021年10月的江西培训师中级培训,就是围绕“童伴妈妈”培训师职能、儿童工作综合知识技能、亲子/家庭交流沟通技巧、主题活动设计、督导技能提升等内容以沉浸式学习、参与式演练的方式开展。


参加培训的骨干“童伴妈妈”就如何开展督导培训工作进行了实战演练和分享交流,“使用思维导图,让我系统地梳理总结了童伴妈妈的工作职责,有助于我接下来面向新的童伴妈妈开展培训工作。”“童伴妈妈”廖兰娣表示。


截至目前,项目已开展骨干培训18次,TOT培训6次。在论坛上获颁证书的4名高级培训师、8名中级培训师、15名初级培训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成为“童伴妈妈”培训师后,她们将负责培训工作的组织、开展、实施(远程或现场培训)以及负责新手“童伴妈妈”人员的工作指导(远程及现场督导)。随着专业程度和对项目要求的回应能力增强,其所承担的培训主题和培训内容会有调整,一般来说,级别越高其职责也相应增多。


“我们再招聘新的童伴妈妈的时候,这些妈妈就能够现身说法,讲怎么入户沟通、怎么去解决孩子的个案问题,把她们的实践化作新妈妈们传帮带的雨露和甘甜。”秦伟表示。


“最好的导师一定是同样做事并且做得好的人,童伴妈妈本身就在乡村带孩子,她们的经验其他童伴妈妈真的可以学习,专家可以做指导,但真正的培训一定在基层。”孙利军强调。


这些“童伴妈妈”的影响并没有止步于项目,她们的工作已经让更多的乡村儿童服务工作者受益。例如,在江西石城县,第一批10位童伴妈妈中的四位优秀骨干妈妈成为江西省慈善总会“幼吾幼”项目的儿童守护员,继续在岗位上开展关爱儿童保护工作。在贵州、江西等地,不少“童伴妈妈”兼任村里的儿童主任,将专业技能传递给当地更多儿童工作者,服务更多孩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业内人士表示,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在一线引领乡村儿童服务者不断前行,乡村儿童服务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必将大大提速。


“在政策指导下,企业、机构、慈善组织以及不同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为乡村儿童服务人才改善环境,提供专业培训和平台支持,同时提供发展可能性,是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孙利军强调。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