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受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邀请以“迎接中国积极老龄时代”为主题发表主题演讲。王振耀院长表示，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老一代的善行者即善经济的骨干。到了现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非常需要老一代的善行者，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以下为发言文稿整理上篇，文章经过编辑，但尽量保持了王院长现场演讲的语气与情感。

与其他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不同，中国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老龄社会。主要体现在人数多，做家务、务农耕，养孙辈，勤学习，善创造等方面。

人数多。中国是世界第一的老龄人口大国，“七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64亿。并且从退休角度看，由于我国女性工人退休年龄为50岁，女性干部为55岁，如果退休年龄按照60岁的标准，以往计算的退休人口数量中其实并未包括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因此，中国实际退休人口已经超过3亿。从统计年龄看，截至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约2.64亿，65岁及以上人口约1.91亿。其中60-64岁低龄老年人口约0.68亿，预计2026年将突破1亿，2035年将达到约1.06亿。但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更需要重点关注。曾经本人在民政部推动“高龄津贴”制度时，发现某些地方政府推行“百岁老人”津贴，事实上“百岁老人”人数较少并不具有制度性。而80岁及以上人口在2009年时已经达到1800万，2020年为3570万人，数量增加了近一倍，可以说面向80岁及以上人口的高龄津贴具有制度性。

做家务、务农耕。中国老年人口具有两个特性，一是回到家中重新学习家务，特别是男性退休后会发现洗菜、做饭等日常家务比批改文件更具有挑战性，虽然从退休前的拿笔变成了拿菜刀，但大部分人热情依旧，老龄社会最先活跃的是体现在家务上。二是农村老人持续的农业生产，我们常常忽略中国的老龄人口中，超半数的老年人根本没有退休，主要体现在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在60岁后能够领取“新农保”的养老补贴，但是之后仍然从事着农耕劳务以及其他各类工作。因此，谈到老龄负担时，不能忽略的是数量巨大的农村老年人并未退休。

养孙辈。在本人以往研究中心发现，94%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在不同程度地养育孙辈，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这是中国老年人具有的一种家庭教育的特殊社会功能。并且不同级别、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在养育孙辈面前实现了平等交流。

勤学习。新一代老年人学习能力极强，其体现在一是老年大学供不应求，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二是多种形式老年回忆录的生产，不断提升学习能力在目前已相当普遍。

善创造。说到老年人，两个中国“老头”让世界震惊，一个是任正非，70多岁仍在创业，并发挥着引领作用。另一个是曹德旺，不仅在慈善界很有名，其创业的成功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更不用说各领域的老科学家们、老院士们等，仍然在指导很多项目，甚至用多种形式进行着传承。

总之，中国的老龄社会比较独特，表现出活跃、积极、现实的老龄社会特点。并且中国老年人正在开辟出中华民族或世界人类史上的一段特殊时代。

中国老龄社会的独特性是由中华文明决定的，主要聚焦于“家国情怀”与“孝亲伦理”。在本人以往所进行的慈善工作中，发现中国的事、人、思维方式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应该坦诚地承认东西方在认识方式和价值观上的不同。

东西方认知理念的不同。中国认知理念大体上是个太极阴阳图，阴阳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而是互相化育，虽存在对立，但又是同根的。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的正义和邪恶泾渭分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具有明显差异。并且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中，太极阴阳图并非简单的太极图，其衍生出的八卦、四季、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等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不识字也能接触到深奥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有着在诸多方面内在认识问题的逻辑，它会影响老年人，也会影响社会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中西之善的政治区别点。主要体现在政府观的对立，中国文化对政府的认识是政府乃必要之善。一方面中国人普遍认为有功德和有能力者才能胜任官员，体现在科举与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士大夫的价值观认为不当官也需读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部分人对政府的要求都渗透着一条根，都属于中华文明，都希望政府是必要的善。西方对政府的认识是政府乃必要的恶，官位应当通过选票民主得之。种族内部人人平等，外部则多重限制，甚至殖民主义。曾经出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曾说“政府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中西之神的经济价值区别点。体现在民生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不同，共享与马太效应的不同。中国的理念是“天下为公”“民生主义”“民生为本”，信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拥有共享观。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其核心理念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简而言之就是“天下为私”，与中国的“天下为公”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信奉自由主义、个人至上主义，二八规则，马太效应等理念。马太效应就是能者居之，并将权利、资源倾向于能者，西方社会也因此更具活力。但是中西方理念差异较大，“天下为公”绝不可能变为“天下为私”，因此，逐渐产生了共享、共同富裕等理念。

中医的特色。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是重要方面。中华文明并非把饭菜单纯地视为食物，而是药食同源。《本草纲目》中记载着各类食物的药性，比如粮食、蔬菜、水果等均有不同的药性。这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此带来了中国老年人不同于其他国家老年人的生活体验、生活方式。

中西之善的社会伦理区别点。主要体现在孝与爱。中国的常识中，百善孝为先和家国情怀都具有重要位置。哈佛的课堂中，也有着对于“孝”的认识，并提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子女对长辈的“孝”，并对“孝”文化发源地的中国给予高度评价。而西方的理念中，更多的是财富传家，鼓励子女以发财为上。

中西之善的传承价值区别点。主要体现在耕读传家与财富传家。中国老人特别是农民并不认为自己老后不能工作，以耕读传家，既是学习又是劳动，而不劳动的懒汉是不能被社会接受的。而西方的理念是财富传家，特别以英国为代表的文化体系。

上述理念其实在老年人身上能够得到非常重要的体现，特别是中国老年人是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者。西塞罗的《论老年》中说到“有思想、有理性、能做到深谋远虑的正是那些老年人。没有老年人，国家就完全不可能存在。”，这句话恰到好处地反映了中国的情况。当然，年轻人固然重要。但是老年人在中国是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和承载，天下为公与百善孝为先这两大伦理对中国老年人影响得更为普遍。

中华民族的积极老龄社会具有特殊性，主要是几代人经过改革开放共同铸造了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现在的老年人，无论是百岁、九十岁还是六十岁，这些人在过去几十年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重塑了民族性。

耀眼的“新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经历特殊，作为代际来说，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已退出工作岗位。这代人的经历非常独特，这代人像过山车一样，在不同时期，不停地否定自己，不停地接受新事物，练就了变通、创新的本领。并且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经验。因此，积极老龄社会并非抽象的，而是有实践支撑的。

农村改革的主体：新型农民。本人在黄宗智先生的书中看到，中国农民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没有资本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中国有个隐性的“农业革命”，新型农业革命产生了小农经济体，促成了非正规就业的这种“业”。非正规就业在全世界都占比都很小，而中国非正规就业占就业人群的70%，极高时能占到80%，农民在那里用他的实践来开辟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与美国人少地多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一样，更不用说中国的农民一开始就是改革的主体，就是包产到户。中国的食品结构能够赶上日本等国家的水平，是因为数量巨大的农民在持续进行着创造，根据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况进行创造，同时由于时代发展催生出了“半工/半耕”的农民工的新老龄群体。因此，可以说老龄社会中大多数是善于奉献、创造的一代人，他们用静悄悄的行动来塑造我们这个民族，提升着我们的社会。

非正规就业的典范：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就业大部分是非正规就业，体验与开阔了年轮的老年农民工在这里不停地创造，这是一个典范。

“五老”的智慧。“五老”是指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他们是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较高、覆盖面广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队伍，是培养、教育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要资源。“五老”本身既是老年人，更是智慧的传承者

老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像任正非、曹德旺为代表的奋斗在一线的企业家，以牛根生为代表的慈善家通过基金会来奉献社会。这样的老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包括其传承问题、家风问题、家教问题，都是很好的传承。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老龄企业家，都在思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总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积极老龄实体。既是改革开放创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实体，也在各个领域开拓着一个新的老龄社会，这个老龄社会从城市到农村，并非死气沉沉，而是生机勃勃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思考与探索，是非常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