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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 王振耀:新冠疫情应对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前途(下)


摘要

公益慈善力量在抗击新冠肺炎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作用值得我们从历史传统与文化的角度反思中国的慈善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取得长足进展的原因,并分析中华慈善文明所包涵的公共精神、家风建设与乐善好施等重要内容。慈善事业当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如何融入社会服务大潮所对应的内在需求。同时本文还结合实际探索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即专业慈善与社区慈善的有机结合。另外,本文展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国际化之路。以上诸内容都是关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前景的关键议题,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现意义。

关键词:新冠疫情 中国公益慈善 发展前途

中国的新冠疫情应对如果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到4月8日武汉“开城”全国疫情得到系统控制,已经历时两个多月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此次疫情应对,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指挥调度与各级政府周密落实并取得决定性成效的历史性进程中,以公益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为主的社会力量与政府密切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随着疫情应对进入常态化,尤其是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人们对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前途开始产生了担忧: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对于持续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萎靡不振会不会影响慈善捐赠?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究竟会走什么样的道路?这确实需要集思广益,深入探索。

四、广泛参与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是实现慈善事业结构转型的关键

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以慈善为基本使命的社会组织最为基本的职责就是从事各类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扶贫济困与抚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与救助各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国家慈善法对于慈善活动的定义中位列最前。而中国社会的提升性转型恰恰最为需要慈善组织广泛参与这类公益事业。同时,这类事业,都不是市场经济所完全能够覆盖的,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它们都是“市场失灵“的产物,是要弥补市场的不足,在这里最需要的是社会价值和公共精神,而不是个别原教旨市场经济论者所宣扬的”狼性文化“。所以,判断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达与否,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要看其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与水平。由中国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万美元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社会服务也恰恰成为经济与社会提升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国家与社会共同需要慈善事业的不断发达。

从具体的数据看,以社会服务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其领域的构成相当广泛,其规模的体量也相当庞大。扶贫济困、养老服务、大病救助、孤残关爱、灾难救援与教科文卫体等项事业,关联着十分广泛的行业,可以说,所有社会领域几乎无所不包。而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更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仅以养老与助残两个领域为例,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6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人口即达到13.5%即超过1.9亿,残疾人的数量则为8500万人。这样的数量,该需要多少服务人员与项目?粗略估算,没有几千万人员参与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很难会有社会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还有,社会服务业也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许多科技发明项目,信息技术的应用,环境保护,包括精神卫生和心理抚慰、社会工作、医务社工的发展,都与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有着直接的联系,都需要慈善力量的投入!慈善力量一旦能够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业之中并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则中国的慈善事业完全会可能拥有亿万工作人员并开辟出社会就业的广阔空间。

也许人们会有疑问,慈善不就是捐款捐物吗?怎么还要参与社会服务呢?其实,这正是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最为重要的区别。

各国发展历程表明,当着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慈善组织的主体性职能,就是参与甚至主导各类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活动。中国慈善的发展历程也展示了这一历史趋势。以自闭症慈善项目为例,最早的慈善项目,就是由家长们所自发组织的项目来发起,后来各级政府行动,转化为一定的政策,现在依然还在完善的过程中。不过,所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许多慈善服务往往通过个体的道德模范来实践,化为人们的口碑,从而形成社会精神。现在,是需要将这些伟大的公共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组织化、专业化的凝结。

那么,慈善组织怎么参与社会服务?难道也要收费吗?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吗?这也是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

《慈善法》的第七章标题即是“慈善服务“,专门定义其为”志愿无偿服务及其它非营利服务“,包括医疗康复与教育培训等。也就是说,除了无偿服务之外,也要包括有偿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如同大学收取一定的学费一样。如果说这是一种商业的话,那么,一定要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业,完全不同于政府与一般商业的联系!从实践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组织服务的收入,一半往往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或者收费性的服务,香港的慈善服务绝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的固定购买服务,真正来自捐赠的部分只占很少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养老服务和儿童关爱与残障服务等,本身就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政府不可能完全承担起从事各类直接照料性服务的项目,所以只能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慈善组织来承担。由此也可以明白慈善组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

慈善服务的经济规模如何?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养老、儿童关爱与残障服务等项社会服务的价值,不难发现,少则几万亿元左右,多则有可能达到十万亿元以上。这样的规模,完全可以称之为“善经济“,即以社会服务为本但同时又大量接受政府和个人购买服务的经济。这样的体量也说明,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一定的不景气,作为慈善服务的对象,更需要及时的照料,因而更有着广阔的社会需要和发展空间。可以说,慈善永远不会被“透支”,而是永远被使命所召唤从而不断被赋能增效!

五、专业慈善与社区慈善的结合并融入社会治理体系

面对社会服务的巨大蓝海,慈善组织如何选择全面进入这一领域的途径呢?从中国的现实看,特别需要发展专业慈善,提供社会服务,进而发展社区慈善并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最终将慈善事业与家国天下理念融为一体,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体系。

进入社会服务业,第一位的就是要专业化,因为只有专业化才可能职业化。现实需要几千万的人员从事养老、助残等项社会服务业,如此大量的就业人员不可能再简单采用临时工与农民工的方式来进行。这主要是因为这类服务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应该具有一定的较为熟练的专业技能,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这就需要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员队伍,也就要有较为健全的职业体系。而为了建立健全这一体系,就需要理论与可操作性强的知识系统。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学科、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学科、养老服务专业、医务社工专业等,都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引进,而已经引进的不少学科也需要增强实务的内容,促成知识体系的转型,使这些专业真正能够与社会服务业的现实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既然慈善组织专业化的根本途径是各项相关社会服务工作的职业化,那么,如何才能较快地全面推进慈善职业化进程呢?在这里,特别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根本转型。一方面,必须使社会服务的知识实现从理论到经验,从经验到技术的转型,仅仅依赖书本知识无法开展社会服务,仅仅依赖临时招聘人员的办法不可能满足专业化社会服务的需要,这里的关键是要将理论与经验密切结合,同时将优秀的工匠提升为各行各业的技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经验只知道特殊,技术才知道普遍;”技术比经验更接近科学,技术能够传授而经验不能传授“ 。这就需要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教育,举办多种系统化的技术训练项目,而这些训练项目特别需要广泛兴办包括社区大学在内的各类专业技术学校来承接。

另一方面,社会服务必须与社区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将慈善服务落实到社区,建立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区服务三者的联合行动机制,才能较为充分地实现慈善事业的结构性转型。况且,在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并服务于社区居民,就容易使慈善服务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从而促成广泛的社会参与。从政策意义上说,这样的联动机制恰恰就是政府所鼓励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如果慈善服务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慈善事业的发展就能够深深地植根于社区之中源源不断地汲取丰富的社会营养而茁壮成长,由此将会引领一场广泛的社会服务革命。

六、走中国特色的慈善国际之路

进入2020年4月初,新冠肺炎的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全球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万。中国的慈善组织如何参与这样一场国际人道主义灾难救助?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如何才能全面走向国际?

其实,现实的疫情国际救援行动正在开辟出中国慈善事业的全球化发展道路。这些行动包括:第一,社会大爱捐赠是基础。刚刚经历社会广泛捐赠并促成中国疫情初步稳定的慈善家大额捐赠和众多平民的捐赠,迅即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疫情严重的发达国家伸出援手,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兼爱“品格;第二,社会捐赠正在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以红十字会为重要平台的人道组织形成密切合作的机制;第三,物资捐赠、资金捐赠与医务人员支援、医疗技术支援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立体性的国际支援体系,包括中医与中药也在随着疫情应对的发展而走向世界。

疫情应对的国际支援行动表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国际化既是现实的必需,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客观上展现出来的是中国特色,我们需要自觉地适应这一趋势。首先,中国的慈善,既要学习各国的经验,同时更要继承发扬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品格,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世界抗疫斗争的作用尤其是国际支援给予了高度赞扬,但也有些不理解的声音,甚至把有的国家立即要改正的错误政策也欢呼为“科学“而认为中国的办法太”土“!对于这些,还是要记住孔子《论语》的开篇教导:人不知而不韫,不亦乐乎!我们的援外行动应该在历史性时刻彰显人文光辉,同时,也要理解各类杂音,因为我们自己当年也有”打倒孔家店“甚至认为铁路会破坏风水因而花钱拆毁的行为;要外人系统理解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居然可以在阻击疫情方面拥有经验可供世界学习,一开始确实会有点勉为其难。

同时,中国慈善的国际化,还是要注重平台与合作的力量。需要与政府有关部门包括使领馆保持密切沟通,也要注意与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国际人道救援平台的合作。

还有,在疫情应对阶段需要包括中医在内的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将来也应该关注以5G为代表的技术装备,学习国家派遣援非医疗队的经验,真正提升受援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与医疗水平和生活保障等。

中国慈善事业的国际化还是一场大考,需要我们努力去探索!其实,新冠肺炎的国际疫情应对就是一个大课堂,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积极参与,从而加速中国慈善国际化的进程。


[1]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8-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