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慈善法已颁布实施4年，为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五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回顾中国慈善领域发展历程及期许未来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王振耀院长表示，今年我国慈善事业接受了一次大考，在疫情应对中表现极为突出，经历了较大的改造和提升。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挖掘弘扬中华文明内在的善，并提高慈善服务的专业化，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体系。

问：在今年的战“疫”中，慈善机构和组织发挥了什么作用？面对其中存在的一些质疑声，慈善机构和组织应该如何解决？从这次大考中，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

答：应该说慈善领域今年接受了一次大考，和政府密切合作，成就非常突出。这次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受疫情影响不能出门。和平时不一样，大家需要坐在屋里行善，如何组织就成了重要的问题。有些人一定要到武汉去，有的需要在全世界购买物资，所以这一次社会组织表现的非常杰出。在突如其来又正值春节的情况下，慈善的这种应急能力就是一个大考。

其次是特殊情况下不能开会，大家充分运用网络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动员社会献爱心。再次是专业性的体现，过去购买食品是一般的救济，但这一次面对疫情需要购买的是防护服，订购起来还可能面对脱销的问题。慈善组织深度地介入了这些工作。

我觉得今年的中国慈善还有一种奉献精神，许多志愿服务事迹非常感人，过去的志愿服务是一般的服务，但这次的志愿要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为医生服务、为医院服务，为老百姓提供食品，与街道社区对接，都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中国人的善心、中国慈善组织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一次疫情应对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让中国人增加了信心，原来我们也可以应对这么复杂的挑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和政府密切配合，尤其是从脱贫攻坚到三区三州，运用各种慈善的特长来协助政府，帮助贫困人口解决问题。所以今年我认为中国慈善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和提升，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整体上看，慈善事业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整体的对接专业化能力不高，包括专业化的志愿服务。但是专业不是光靠政府，实际上是要靠社会的。社会光是大家自觉还不行，必须得有一些专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所以专业化下一步一定要提高起来，不论是志愿服务还是募款事宜。另外我也觉得整个慈善组织下一步一定要把重点突出地放在解决养老、儿童、残疾人、精神问题等社会服务类的项目。

另外由于刚刚对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衔接还不是太畅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老百姓的爱心没有问题，老百姓爱心的表达方式也很中国式，但是慈善如何与老百姓的爱心对接、组织和拓展，仍然是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次经历也使我提出了一个观念，慈善事业者不能老说我们是草根。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求政府是最大的善，行善就会得到百姓的支持，所以社会组织如何自觉地在中国文化、中国理念的语境下与政府实行对接合作，也是一门大课。我们需要转变理念去调整慈善界的很多行为方式。

经验的话我觉得要归结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之路。这个理念一定得清楚，中国特色现代慈善就是扎根于中国这片沃土，比如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强大的互助体系在西方是找不着的，说得是清飘飘，但真正落地可是沉甸甸的，这就是中国的一种善。中国的善还会邻里互助、亲朋互助，慈善能不能和这些基层的凝聚力实现有效地对接？这样的一些传统性的发自于中华文明的内在的善，是有必要发掘与结合的。比如水滴筹、轻松筹，老百姓10块、8块地捐款，涓涓细流，有的就捐一分钱，我觉得也尽力了，我们要善于组织，来发掘中国人身上的善，发挥中国特色，这是很雄厚的资源，我觉得这是要转变的一个观念。

再次我认为要实现专业化，通过专业化的服务让中国的慈善迈上更大的台阶。专业化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支撑体系，能让慈善形成一个较大的、具有人文价值和道德情怀的强劲的服务产业。

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体系，我觉得能够树立起来的。特别是经过这次疫情应对，我们应该更多地增强自信心，要把双脚落到中华慈善的大地，同时要借鉴国际上的专业技术，两者结合，这是目前越来越明显的格局，需要我们进一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问：2008年，被称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无数爱心汇聚成全民战“疫”的巨大力量。在抗震救灾、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中，慈善机构和组织应该如何参与，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答：首先所有的慈善组织要注意加强这种行业的联合合作，小组织也是一样，要突出我们的专业性。我为什么老劝大家不要说你是草根，而是要堂堂正正地告诉大家我是做自闭症的，我是做儿童的，我是做心理资讯的，要理直气壮。仅仅说自己穷不是慈善组织，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提升自己的专业化能力，尤其是要善于展示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第二，要主动和基层政府的很多项目进行对接。政府有很多工作是需要社会来协助的，尤其是现在面临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社会组织来运用各种方法解决。所以我们要和政府密切合作。

第三，应该善于运用科技力量，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软件。我们要善于运用科技力量到慈善工作中去，这样可以让慈善工作更快地得到提升。比如儿童主任在村里，孩子们遇到的问题是及时性的，与专业人员、社会工作领域、儿童社工领域的专家进行对接合作就需要科技的帮助，现在的规模化管理、专业化管理，没有科技手段是不行的，必须需要网络体系。慈善可能会带动很多产业提升一个等级。

问：从2008年到2020年，12年间，中国的慈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慈善法》实施4 年来，您觉得效果怎么样？新时代的慈善，呈现出哪些特点？

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是法律体系的建立，2016年全国人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形成了一部很好的慈善法，规定了基本权利。第二是捐款额的增长，08年我们不敢相信一年捐款能达到1000亿，这还是粗略算计，实际上其他领域仅仅是一个互助体系，就能达到一年过百亿；第三是科技的力量，各类创新的出现，比如99公益日这些依托科技的慈善发展迅速。第四，是广泛的社会参与，从最少的捐一分钱，到捐款上百亿的大慈善家，这种力量展现得十分明显，还包括国际化职责的提升，国际化支援在这次疫情中表现突出。我觉得这12年天翻地覆，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慈善与2008年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

《慈善法》近期正委托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来进行评估，慈善法应该说效果总体上是非常好，这是历史的一个大转折。以前我们常常更多的是强调个人自觉，但《慈善法》实施4年来，各项政策更加完善，充分调动大家行善，实现了有组织的善，我认为是从政府到社会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实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型。

这次全国人大执法大检查也是想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律。慈善法实行以来，各项政策的调整都放得很宽很快，让全民尽快形成慈善风气，我觉得整体贯彻效果非常好，当然也会有缺陷，因为有些配套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需要进行调整，我觉得这些工作还是要做的。特别是一些慈善家希望进行大的捐赠，从慈善组织到基金会，也包括采购服务，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但整体而言，我认为这部法律形成的最伟大的作用是让公共政策和大众的行善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是最近5年来最大的成就。

过去我们对中国的善估计过小，过去我们总自嘲“中国人素质太低“，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相信中国人素质很高，5000年文明其实本身有很多优势，中国人的善是巨大的资源，这是大善大爱。比如立足于我们传统的孝，来普及到各个方面的爱，爱社会、爱社区、爱国家、爱天下，它是开放的，听到别的国家有问题，也愿意去支援，大家都具有这样的情怀，我觉得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我们应该珍惜。中国重新发现我们自己是最根本的，当然其中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要素，也涌现出了许多典型的事例。

问：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发展慈善事业，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衔接机制。您觉得慈善在社会救助 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过去我就是做这项工作，最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中慈善处就是设在救灾救急司里边，和救灾救济、社会救助紧密结合，和应急救助、贫困救助，还有其他类别的救助紧密联系的。这一次两办文件，强调对这个体系进行再梳理，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救助和慈善救助的衔接。

慈善其实首先是一种道德体系建设，应该形成互帮互助的一种良好社会基础，在社会救助中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是互帮互助，邻里互助，八方支援，这在中国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基础性工程。当然政府需要接上来，但是政府很多方面时间上稍显局促，比如政策调整的周期比较长，有的个案不好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慈善和社会救助进行对接。

比如说大病，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事，因为将来面临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具体细致，不只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还有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专业化行动，这是慈善要做的。所以我认为慈善可以做的是基础性的，同时也可以是补充性的，专业性的。如果慈善能跟政府的救助体系实现一种立体性的对接，我觉得会是一场很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