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全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化儿童福利保护体系》报告。报告对我国过去十年来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建设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希望通过这种总结，为下一个十年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提供经验。

《报告》中提及儿童福利的改善与近年来脱贫攻坚是否有直接关联？儿童福利提升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应从哪些方面发力？带着这些问题，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柳及儿童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徐珊。

以下为采访内容

记者：报告指出，儿童教育发展、健康卫生的指标实现度较高，这与近年来脱贫攻坚在健康、教育方面的强投入相关吗？

张柳：国家非常重视儿童健康和儿童教育方面的投入，有比较成熟的政策体系。最近10年，脱贫攻坚的力度很大，国家向偏远贫困地区投入大量资源，在儿童健康、教育方面有较大的政策倾斜，因而，这些方面有了大量可以量化的指标。

另外，从国际来看，较之儿童健康、教育，儿童福利和保护方面的可量化指标相对较少。

记者：儿童福利与保护方面的指标实现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是否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提升这方面的意识？

张柳：儿童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10年前，福利保护政策保障的主要是孤儿群体，这10年中，兜底保障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包括留守儿童、事实孤儿、残障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

国家已将儿童作为主要人力资本放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强调“儿童优先”。然而在政策落实层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方面，政策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比如，联合国发起的“儿童友好城市行动”致力于建立保护儿童权利的地方保护体系，值得推广；另一方面，好政策也要落实到位。比如儿童监护制度非常重要，儿童在家中遭受暴力、性侵等伤害，尽管有针对性的法规政策，但目前监护权撤销的公开案例相对较少。

记者：《报告》指出，当前，儿童主任的工作向“儿童需求从生存保障向保护救助转变”，这意味着什么？

徐珊：10年前，儿童主任主要解决的是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比如贫困家庭孩子们的温饱、健康、户籍、教育等问题，随着保障范围的逐渐扩大，困境儿童的基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

因而，儿童主任的工作也发生了转向，从基本生活保障转向儿童保护领域。以辍学现象为例，以前，辍学大多是因为经济困难，如今，辍学的原因很复杂，比如长期监护教育的缺失、亲子教育不当等。

随着脱贫攻坚力度加大，国家为贫困家庭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还建立了就业、医疗等综合性帮扶体系，应更重视儿童保护。

张柳：可以说，儿童主任项目的10年变化就是国家儿童福利保护政策体系变化的缩影。从福利到保护，从被动到主动，政策在转型升级。

如今，儿童主任队伍可以积极主动地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出台政策强调帮扶困境儿童群体，儿童主任发挥主动性，在排查和收集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报告基于“迈向儿童福利与保护现代化策略”提出的系列建议中，儿童福利立法以及建立儿童福利与保护独立预算体系，是否是必由之路？

张柳：儿童福利与保护的现代化，从政策层面来看，儿童服务者、政策体系和配套资金这3个因素非常重要。

儿童主任的试点和推广解决了儿童服务者的问题。

儿童福利立法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加强政社协同，明晰各部门职责，促进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完善。

低龄事业不是低投入事业，儿童福利与保护领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应建立专门的统计口径，便于监测和研究。

徐珊：儿童保护需要更专业和更系统的力量。以反家暴为例，工作涉及公安、医疗、心理干预、司法诉讼等多个部门，需要多部门专业联动，这就需要完善制度保障。同时，作为“最后一公里”服务递送者，儿童主任专业能力也要提升。

我们认为，国家应投入充足资金对儿童主任进行系统培训，并且引导专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儿童保护工作。

专家介绍：

张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徐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从福利到保护，从被动到主动——解读<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