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 | 王振耀:解决儿童失管问题无法一劳永逸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别儿童未能得到及时照应,引发公众对儿童保护问题的关注。今年3月14日,国务院就此发布工作方案,明确“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作为基层儿童工作者及时发现报告的职责要求。为此,当时一手创建“儿童主任”项目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坦言,国内儿童保护即将迎来高速发展但任重道远,“我国甚至尚未制定儿童福利法,这是当务之急。”
今年,恰逢“儿童主任”项目诞生10周年。
2010年5月启动的这一项目,由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手牵头组织创立。旨在将政策要求与孩子需求转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保障儿童福利、实现儿童保护,被认为是解决儿童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王振耀坦言,国内儿童保护即将迎来高速发展但任重道远,“我国甚至尚未制定儿童福利法,这是当务之急。”
以下为采访全文
Q | 新京报
A | 王振耀院长
01 孩子的问题不能希望一劳永逸
Q: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让人痛心的儿童失管事件,你怎么看类似事件出现的原因,日后如何避免?
A:首先我要说的是,孩子的问题不能希望一劳永逸。从全世界经验看,即便在普遍认为儿童保护体系更加发达的国家,很多问题也是反复出现的。孩子不是教育完一代就结束了,总会有新生代出现,这是个循环过程。当然,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各类问题发生。
此次疫情出现的一些个别案例,比如青春期孩子自尊心强到没手机上不了网课,就可能自杀,这是成人思维所不能理解的。湖北黄冈还发生了因家人被隔离,脑瘫儿在家无人照料死亡的事件。监护缺失的情况下,孩子尤其是残疾、自闭症等特殊情况孩子的照料,需要非常专业,这不是一般政府工作人员能完成的。尽管是个别情况,也要引起我们对于儿童群体保护的关注和重视。
随后,民政部连续出台儿童救助保护相关通知方案,其中,“儿童主任要及时发现报告”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儿童视角关注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以说,儿童主任的出现,让“孩子的事”终于被提上日程。下一步,终究还是要提高警惕,健全这套儿童社工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Q:儿童主任能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A:儿童主任其实是对接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角色,将政策要求与孩子的需求转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保障儿童福利、实现儿童保护。基层儿童事务非常复杂且细碎,谁来向政府反映儿童情况?谁来向村民普及落实最新政策?都需要儿童主任这样一个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主任不只是念念文件,更需要专业化。刚才提到的疫情期间的两起悲剧,就要有专业儿童社工来解决。再比如,最近进入夏天了,儿童主任想到的,应是周边区域是否存在容易导致儿童溺亡的水域,从儿童视角出发。
我们看到,儿童主任这一措施得到了地方经验验证,也得到了中央国务院认可,可以说是在学术界推动下一个成功的范例。
Q:为什么想到建立儿童主任这样一个项目?
A:2010年春节,我作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行赴云南慰问困境儿童。入户时,发现一名困境儿童无法与其他小朋友一样玩耍,也没能入学。后来了解到这孩子得了疝气,邻居介绍在一家医院手术3次都没能得到较好治疗,手术费花了近3万元。
随行的州民政局同志问,为什么不去正规医院进行免费治疗?孩子家长回答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当晚我们开会一直到了凌晨,一致达成共识,儿童身边必须有连接政府与百姓的人,把好的政策送到有需求的儿童身边。
Q:儿童主任最初遇到过什么困难?
A:可能是高校专业化协调机制建立的问题。儿童主任试点初期,用的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方式,由北师大协调五所大学的教授包省包村,社工专业教授分片分配责任承包。地方建立起体系后,然后地方政府部门社会都支持一块儿来做。
试点布局时候便基于此考虑,一个省选择两个县形成竞争;一个县选十个村,村之间竞争交流;而省与省之间也要竞争,形成一整套交流竞争机制,每年儿童福利周选拔优秀的儿童主任,同时再给予专业培训。
Q:地方儿童主任的成功经验中,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A:有的。云南省盈江县有一对姐弟,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年幼时妈妈便离家出走。当地儿童主任杜赛芳对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在上学前帮他们解决了户口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低保、修缮房屋。现在孩子们的爸爸再婚,他们也有了新妈妈的陪伴。
疫情期间,孩子们的妈妈去缅甸探望外婆无法及时返回,爷爷生活不能自理,爸爸在福建打工。儿童主任在联系父亲及时回家的同时,连续18天到孩子家做饭照顾,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安全。
02 儿童主任职业化亟待推进 孩子受伤害应一小时抵达
Q:儿童主任既要承担行政任务,又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拥有组织资源对接能力。对于基层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的人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A:这就需要体系化的专业培训。儿童主任项目由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牵头,组织五所高校相关专业学者对口承担儿童主任进行指导培训。
我们的目的是推动儿童主任职业化,这其中最困难的就是知识体系构建。在儿童教育专业领域,目前我国只有早教的概念,尚未划分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这样的细分程度,但现实已经等不了了。因此,我们需要社会力量。
儿童主任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创新性的工程。联合国儿基会非常感慨,将我们的儿童主任称为“赤脚社工”,每个社区有专职做儿童工作的社工,这在发达国家也没有先例。在14亿人口的中国,儿童主任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既跟民政系统联系合作,接受其指导,同时按照高校教授指导完成工作要求,联系了近900个村居。
Q:儿童主任职业化将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A:职业化体系建设首先要国务院下文,不过我们的这个制度开始是民间倡导,因此先由社会资金给予儿童主任一定补贴。而后政府要形成机制,鼓励社会参与两到三年,随着公众对于这一制度逐渐认同,政府资金筹措完善,社会资金就可以慢慢撤出来。
有了政府出资,下一步就是加强培训体系、确定职业名称。我们想建立一个专业,叫做“儿童社工”,这样将来的儿童社工师职业化也能进入正轨。
Q:儿童社工体系如果建成,会是什么样的?
A:国际上认同的标准是,儿童发生问题或受到伤害,保护力量一小时内可以到达。同时,必须要有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大量社工参与,且儿童社工组织足够发达,一定可以落实到每个社区,再结合行政指导等各方面的力量。我想这种情况下孩子们能受到很好的保护。
03 我国急需一部儿童福利法
Q:你认为,我国儿童保护发展大致分几个阶段?
A:改革开放后我国很快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全社会动员起来,通过公安、司法等各个部门一起保护未成年人,这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随着经济发展,第二个阶段我认为是从2010年开始,给孤儿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孤儿津贴”,政府开始在儿童福利、儿童保护方面具体投钱,是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阶段,201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文件,这个文件下发之后,整个在国务院工作中工作体制中,不仅是原来有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接着就开始出现政策协调机制,明确要求民政部同几十个部委一同参加。
到2019年,民政部成立儿童福利司,专门负责拟订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护政策、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
Q:我国儿童保护方面有什么亟待落实的工作?
A:近年来儿童遭家暴、性侵等恶性事件不断出现,其中多方反映,儿童受侵害后仍然在寻求保护途径上受限。
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急需一部儿童福利法,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日本1947年就有了儿童福利法,不能说全面照搬,但我建议在民政部2019年成立儿童福利司后,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保护孩子们未来生育、保育、幼儿教育等问题,加强这套体系建设。通过法律将各方面资源融合起来,我认为是当务之急。
Q:是否可以判断儿童主任体系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方向又是什么?
A:未来一定是高速发展的,这次疫情之后,我从政府听到反馈称,幸亏有儿童主任体系。我相信大家在儿童主任体系建设中也形成了一种共识。
从目前曝光的各类事件,我们看到城市儿童保护也不容忽视。在城市政府拿出资金投入相对容易些,我们想先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尝试,看能不能从发达地区摸索一些经验。这样可能带动农村形成城乡互动一套体制。
未来,我们可能会创造出中国特色的专业化儿童社工指导体系,有政府、社会、教育界等形成专业化知识体系。可能落实到社区,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儿童保护治理体系。
Q:这些年从事儿童保护工作,你总结出了什么经验?
A:我自己的经验是,儿童保护体系性、机制性的建设非常重要。这些年来的经历证明,如果一个社区没有专业工作者,恐怕儿童的福利和保护政策就很难落实。其次,儿童的成长确实需要更有特色,不能仅是学校和家长教育,需要儿童之家、幼儿园等特色逐渐扩大,这就牵扯到我国软实力发展。此外,我们的福利政策落实需要有一定的体制机制和专业化改革,把政府政策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就是更加专业化,知识体系是个大问题。儿童主任的试验说明,如今的知识要转型,尤其是社会学方向一些领域要更多与实践结合,解决一线突出问题。在中国,我认为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工作。
文章来源:新京报《专访民政部原司长王振耀:解决儿童失管问题无法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