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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的中国情结

作者:本站来源:未知发布时间:2017-09-25 15:16点击量:

“这一带现在全是胡同,将来一大片高楼都得起来。”1984年,在位于长安街国际大厦22层的“世界之窗”内,一位创业不到10年的美国人望着窗外这样“预言”。屋子里,所有中国人都付之一笑。

 

这位美国人是瑞·达理欧(Ray Dalio),投资家,目前世界最大对冲基金----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很少有人了解,1995年,他将只有11岁的小儿子马修·达理欧(Matt Dalio)孤身一人送到中国,马修成了中国当时年龄最小的外国留学生。那年,瑞创立的桥水基金刚满20岁。

 

全球金融危机最深时,桥水基金登上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宝座,掌管资产已逾1500亿美元,只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瑞成为继索罗斯之后,全球对冲基金界乃至投资界的旗手,他也很愿意被看作索罗斯那样的“入世的哲学家”,这令他成为决策者和全球金融市场最愿意聆听的人之一。 

 

 

去年7月,桥水基金给客户的一份内部报告一反桥水此前对中国的看好基调,着重指出中国的债务问题,在全球投资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实,瑞与中国有逾30年的交集,他对中国有着极深的情感和经济投入,也与中国金融高官保持了思想交流。

 

近几年,瑞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慈善。“我做慈善受我儿子影响很大。”他这样说。马修说,父亲开始投身慈善,与“2003年在北京一所中学里听我演讲后的中学生并没有本质不同,由最初的怀疑到问该怎么做”。马修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2001年,马修创立中国关爱基金会,其后数年中,用约1400万美元的投入救助了约 1000名中国孤残儿童。

 

这一对美国父子与中国逾30年的交集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路走来的变化。在低垂的果实慢慢被摘完后,发展的单行线渐渐走出岔路。“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父子俩都这样认为。 

 

“加把劲”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2011年的一天,瑞对他在中国的“左右手”、桥水中国区总裁王沿说。前路一侧在他看来是像美国那样乐于给予的社会,另一侧是类似巴西那样两极分化的社会。桥水基金的选择是,在中国推进公益事业。

 

2012年,达理北京基金会(Dalio Beijing Foundation)成立,瑞说服大病初愈的中投副总汪建熙在退休后担任该基金会理事长。2016年5月,瑞发动多位中美企业家出资设立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已经开班。

 

该学院脱胎于一次瑞在北京和盖茨的会面,他试图说服盖茨与自己一起干。“当时盖茨稍显犹豫,因为中国这方面的资金已经不少,盖茨说考虑考虑。”王沿回忆道。在随后与马云等中国企业家的饭局上,盖茨提及此事,一桌人都稍显沉默。

 

不久后,盖茨告诉瑞,自己决定参与。捐助计划不久成型,五位中美企业家在5年内每年捐助200万美元,瑞和盖茨共出40%,三位中国企业家共出60%。

 

在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的张罗下,经过几年筹备,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2015年11月成立,瑞在成立仪式上说:“当我和我的儿子第一次来到中国做慈善时,资金是主要需求。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资金已经不再缺乏,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了解如何更好地使用善款,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联合捐资设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目的。”

 

 

这也是盖茨首次支持在中国建立公益教育机构,他说:“通过发起成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我们希望为那些愿意贡献自己的领导才能、聪明才智和丰富资源的人提供支持,共同消除不平等现象。”马云也出席了当天的成立仪式,“中国公益领域的人才资源极其稀缺。我们必须回到源头,从人才培养开始做起。”

 

2016年5月下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开班,学院第一届董事会主席由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担任,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担任学院院长。

 

把儿子送到中国

 

瑞于1975年创立桥水基金。1984年,35岁的瑞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几年,他与中国金融界接触颇为频密,并与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

 

一次在位于长安街上的当时中国最高楼国际大厦里,他说,这附近现在都是胡同,将来一大片高楼都会立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认为小伙子第一次来中国,胡说八道。30多年后,国贸周边三座在建的超高楼仍在不断刷新“北京高度”。

 

“父亲会说,这只是常识。”马修引述父亲的观点说,中国有超过10亿无比聪明和勤奋的人,只要这些人被赋予工作的自由,并接入市场的力量,这能释放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而资金一定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流,中国的市场规模又足够大,中国人完全有权利和美国人赚得一样多。

 

马修是瑞的三儿子,恰好生于1984年。“有些时候,就是有缘!”他说。“缘”字的发音是地道的“京片子”。

 

“我第一次去中国只有3岁。那几年父亲不时到中国走走,有时会带上我。当时,我能吃的只有煮蛋和饺子。而现在,中国美食是我的最爱。”

 

马修9岁那年,一位与瑞有工作交集的朋友顾泽青在瑞的美国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临行前,她提出请马修到中国跟她生活一段时间。

 

“中国,那听起来很不错!”马修笑着回忆,因为在中国,常摊上在美国少有的饭局,“我沾的第一口酒就是在中国。” 

 

马修来中国最主要的驱动力无疑还是父亲。“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于是我就被派来了。” 

 

 

马修成为了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外国留学生,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学习,独自一人寄宿在顾泽青家。“父亲希望让我完全沉浸在中国当地人的环境里。刚到中国时,学校里讲鲁迅,顾阿姨英语不错,但也翻译不太明白。”

 

“1996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刚走进校门,同学们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新动物。”“ 但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让我大开眼界。” 父亲在他小小年纪把他放到仍是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国度,马修是否曾有不理解?“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那么小离开家人去海外读书会不适应。我的看法是,这事实上是出去看看的最好时间。此时人的心智正在成长、定型过程中,就像学一门语言、一个口音,在一定年龄前接触的,会真正成为你的一部分。我是幸运的。”

 

“当然,母亲在她年轻时旅行经历很多,也一直保有多文化的视角。”马修说。他的母亲出生于一个荷兰裔的美国望族,她的家族姓氏Vanderbilt,至今仍被纽约中央火车站旁的大道沿用。纽约地铁也有一部分是由Vanderbilt家族出资修建。

 

“俗语道,风愈劲、树愈强。 我会说,挑战(磨难)越大,人性(民族)越强。如果你看中国人,那么多曲折的历史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强。美国人也是如此,大萧条时候成长起来的人心理是最强健的。”马修说。

 

“富足固然很好,但是富足的悲剧在于,会让人变得羸弱,恰恰是挑战让人变强。一段面对挑战的日子,是每个人都应该走过的。” 

 

很难断定,瑞的放心,是源于深信“虎父无犬子”,还是愿意在中国身上打一个赌。

 

马修的选择

 

在中国生活一年后,马修回到美国。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他说他“爱上中国”,因为身边的中国人。

 

“麦叔叔(顾泽青的丈夫)是一位大学教授,有课时他住在学校,但是他几乎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骑自行车来送我上学,然后再骑一个小时返回学校,前后可能要花上3小时。” 马修说,“一些课因为牵涉太多中文字我没法上,学校的几位老师每天会花几个小时给我开小灶补习。

 

此后几年,马修在假期多次回到中国。16岁那年,他以美国知名的“童子军”(Boy Scouts)项目身份在中国一家孤儿院待了一个夏天。期间他发现,只需花300美元,就可以给兔唇儿童做治疗手术;花500美元就可以为一位孤残儿童安排一个寄养家庭。“区区几百元就可以改变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的需求又是如此紧迫,这一发现对小小年纪的我来说,很是震惊。”

 

假期结束回到美国后,马修开始挨家挨户地敲周边人家的家门,“我基本上是对所有愿意听我说的人说,您能不能支持一下这件事。”美国邻里给予支持的意愿也让马修有些吃惊。他获得的第一笔捐赠就达5000美元,为多位孤残儿童安排了寄养家庭。

 

第二年,马修再接再厉,筹到的钱不只为孤残儿童寻找寄养家庭,也为他们做手术。

 

在此期间,马修创立了中国关爱基金会。2001年基金会启动之际,正是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前后,两国关系坠入冰点。“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加强中美民间的交流。”马修说。在此后两年半时间里,马修先后为基金会筹集善款50余万美元,并在天津福利院资助了50名孤残儿童前往静海县寄养。“此外,基金会还出资为15个病残孤儿进行了治疗。”

 

 

“记得有一次,我在孤儿院里看到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她有着整个孤儿院的孩子里最明亮的眼睛。我了解到有一个美国家庭希望收养她,但是没有钱飞来中国把她接回美国。于是我们出钱帮他们完成了这个愿望。”

 

这段管理基金会的经历对年纪尚小的马修也是一个极大的锤炼:由于需求巨大,筹到的资金有限,马修必须在选哪些孤残孩童做手术上做出抉择。“我何德何能,有权决定哪个小孩应该活下去?但是,我别无选择。” 

 

2005年,马修登上了美国知名的《人物周刊》青年版的封面。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也关注过他的事迹。

 

曾为马修工作的中国关爱基金会前员工王晓更对财新记者说,“我认识麦修是在2002年,当时他19岁,已经在哈佛大学念一年级。听了朋友介绍他的故事后,我就义不容辞地做了中国关爱基金会的第一名员工。”

 

“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做的事是我们中国人、成年人、父母亲该做的事。所以他能感动无数美国人为他捐款,投身到帮助中国孤儿的事业中。”

 

2003年,在王晓更的安排下,马修登上了北京一所中学的演讲台。那年春天,中国刚刚经历过“非典”的洗礼。面对400多名中学生,马修在演讲开始时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过志愿者?”一片寂静的台下,只有两只手默默举起。

 

“是震惊,更是动力。”马修说。演讲开始时,“同学们对我的作为有很多怀疑和不以为意,问‘我们为什么要做’。”马修在演讲期间放了一段视频,并表示,做公益并不一定非要捐款,付出的也可以是时间和爱。

 

“演讲结束时,那些孩子已经站到过道上,甚至站到椅子上,问‘我们能如何参与’”。马修回忆道。

 

“关键是帮助他们打开那扇心灵之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出一份力。”中国人能否重新成为“乐于给予的人”,取决于人们的选择。世俗或人心绝非问题,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没有人向他们展示这样的可能性。

 

“我受儿子的影响很大”

 

儿子小小年纪开办慈善机构,父亲是否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金钱上很少”, 马修说,“但是情感上很多,还有很多关于如何管理一个机构的指导 。” 

 

父亲的无条件支持在马修看来原因很简单,“父母都希望支持他们的孩子,他看到我有这样一项热爱的事,希望鼓励这一点。”

 

事实上,瑞不仅对儿子的慈善努力给予支持,自己也在因儿子改变。近年,他将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做慈善上,马修的母亲现在已经全职做慈善。

 

2008年,达理欧基金会(Dalio Foundation)成立。2011年,瑞夫妇加入了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誓言”,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用做慈善。

 

在加入声明中他们写道,“最开始,我们也感受到无法保证生活基本所需的焦虑。当我们赚到更多钱,我们感到拥有更多财富的价值在递减。我们意识到,在保证生活基本所需——包括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健康、令人兴奋的想法——之外,拥有更多财富——尽管很不错,却并非那么重要。我们发现把富余的财富给予那些仍处于极度短缺之中的人,既是一笔好的投资,也是一份巨大的满足。”

 

不同于他的夫人,瑞出生于一个谈不上富裕的意大利裔移民家庭。

 

美国知名慈善网站 Inside Philanthropy评论称,“就像我们经常写到的,如果父母一代没有散财,儿女一代也将散财。”

 

“你对孩子可能做的最坏的事是就是让他们在财富上“信马由缰”,就好像扔给他们好几瓶龙舌兰酒,这绝不健康。”马修说。“我最不快乐的一段时间恰恰是在高中期间,金钱进入了我的生活时。”

 

“父亲最有热情的公益活动,一是海洋保护,二是(在中国的)公益学院。”马修表示,过去中国人并不富裕,慈善对中国人还相对陌生;现在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不少慈善家,但需要一个地方,互相学习怎么做中国式的慈善。在美国有几个这一类型的机构,且已存在很长时间,中国也需要能机制化此类学习过程的公益基础设施。

 

瑞早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就在第一时间以个人名义捐款100万美元。瑞当时曾向还未加入桥水的王沿咨询,捐多少合适,王沿说50万,瑞二话不说,将数额翻倍。

 

在中国,除为公益学院出资之外,瑞近年还定期为多个项目捐款,包括帮助智障人士的“融爱融乐”、关注郊区民工学校的“蒲公英”项目等。 

 

“我做慈善受我儿子的影响很大。”瑞常说。

 

“这是他的说法!我可不想在别人的努力上邀功。”马修回应道。在他看来,父亲因为他做的事也投身慈善,与那年北京高中里举起手来的孩子们并无多大不同。他们看到了这一努力的意义,感受到了快乐,进而充满力量。

 

“这也是父亲的生活哲学。他撰写的123页的《原则》在投资界广受推崇,居于核心的正是他常说的两样东西: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

 

长期趋势判断未变

 

瑞因成功预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成名,桥水基金也在危机最深时坐上全球对冲基金业“第一把交椅”,并经危机“一役”,成为全球约两万个基金中不到10个赚钱的基金之一。

 

 

桥水基金面向其客户的旗舰研究刊物Bridgewater Daily Observer(BDO),在业内获得极高评价。去年7月,BDO因谈到中国面临的债务等诸多挑战,被部分媒体解读为桥水对中国看法转向。一位与瑞及其家庭有长期接触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瑞对中国长期趋势的判断自1984年第一次来中国就没有大的改变,“不然也不会把十一二岁的儿子送到中国”。

 

今年3月,桥水在上海自贸区登记注册的投资公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公司两年前已开始着手设立。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这类基金将在中国境内募集资金、在境内投资,暂不涉及外汇资金的管理问题。

 

“对中国,看起来父亲将会有更多投入。他对于为中国做些事,有很强的意愿”马修说。

 

在2016年1月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瑞在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同场讨论中提出,中国正在经历四大调整或挑战:债务挑战、增长模式调整、资本市场挑战以及国际收支平衡挑战。在可能持续三年的这个调整期内,中国对于全球增长是一个净负面的贡献力量。“但人们把本来正常的中短期挑战与调整,与中国的长期前景混淆了。”

 

“人们通常聚焦于当下的特定问题,忘记了潜藏着的更大的力量。”5年前瑞这样说道,“这恰恰是让我们陷入债务危机的原因。这就在今天,今天。”

 

本文转载自《财新记者》,作者王力为